2017年3月，流坑廢墟。聶作平/攝
江西撫州市樂安縣的流坑村，以其歷史上昌盛的科舉文化、融于自然的山村環境、別具一格的村落布局、積厚流廣的宗族遺存、絢麗多彩的鄉士文化等，被譽為“千古第一村”。作者把流坑村稱為凝固的傳統中國，他從風水人文、聚族而居、耕讀傳家等方面，為我們展現出一個典型的傳統中國側影。從董合遷居流坑的南唐，到作者走進流坑的這個春天，1000多載的歲月彈指而過，但這里曾經是傳統中國的一個標本，那些從前的宗族血脈與耕讀傳家，如今還余下滿村的民居、祠堂、牌坊、書院、戲臺和廟宇，仍可見證在這方土地上，我們的先人曾經有過屬于他們的詩意棲居。
三月，杏花春雨江南。青黛的山原之間，彌漫著又輕又薄的雨霧，稍高的山嶺上，一團團烏黑的積雨云不易察覺地移動。當我走過那條長長的大橋準備進入村子時，站在高處，我看到了從橋下淌過的河水。河水濁黃，顯是拜近幾天連續雨水過后的山洪所賜。湍急的水流打著無聲無息的漩兒，急速奔向遠方。江面不算寬，但足以容納下那種身子修長的木船。一條坑坑洼洼的路，偎江蛇行。靠江一側，高大的香樟樹剛吐出一批新芽，被雨水洗得又亮又嫩。另一側，新修的民居間隔里，是一些古老的、正在走向破敗的老建筑。一座老建筑前，從前的花園位置，種滿了豌豆，紫色的豌豆花迎風搖動。
我想起了480年前的那個冬天，當徐霞客走進這座村子時，見多識廣的旅行家也驚訝于它的繁華與富庶了：他沒想到這座村子人煙如此稠密，建筑如此整齊，商業如此繁榮，世居的董家如此曲折而顯赫。為此，他寫道：“其處阛阓縱橫，是為萬家之市；而董氏為巨姓，有五桂坊焉。”
5分鐘后，像徐霞客那樣，我也走進了村子。我眼前出現了一條條幽深的小巷，腳下，鵝卵石鋪就的路面光滑堅硬；頭上，高聳的馬頭墻層層疊疊。閣樓臨空，門洞深邃，不時可見一些庭院上方懸掛著古老的匾額，散發出質地沉重的暗光。恍惚間，我好像走進了幾百年前的傳統中國。
這個村子叫流坑，江西樂安流坑；那條環抱村莊的河流叫烏江，贛江的支流烏江。
2017年3月，流坑村老街。聶作平/攝
自古以來，中國人在修房造屋時總是非常在意風水。以往，風水被當作封建迷信加以批判。其實，如果剔除了其中的神秘主義，從總體上說，風水尋求的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座村莊，它們的選址和布局，無不遵循這一大原則。而流坑村，堪稱中國古村落里講究風水的典范。
靜水深流的烏江在吉水匯入江西第一大河贛江。當它還流淌在流坑一帶時，江流曲折迂回，倒映著香樟、白鶴和青山的影子。從遠處觀察，烏江呈扇形，三面環繞流坑，村子的另一面，是逶迤的群山。這樣的地理結構，決定了流坑村是一個事實上的半島。從風水上說，流坑東部是平坦開闊的山間盆地，西部是起伏的山丘，整個村莊呈西高東低之勢；東部更遠處，東華山展列為屏，正好符合“枕山，環水，面屏”的風水要求。
據世居流坑的董氏家族的有關記載，董氏最早開基于附近的白龍塘，因犯風水之忌，后來聽從了堪輿大師楊筠松的建議搬到現址。也就是說，從楊筠松時代到今天，流坑村已經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
唐末五代人楊筠松是一個被民間半神化了的學者，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就是地理和風水。一種說法是，他在公元900年，也就是大唐滅亡前7年即已去世，因而不可能南唐時還出現在江南。不過，在另一些說法里，楊筠松在唐朝滅亡后，先是避居昆侖山，后來又漫游江南，以他豐富的地理堪輿學說，為世人所敬重。那一年，就是在楊筠松的指點下，流坑董氏的一世祖董合舉家搬遷到了風水上佳的流坑。
山水形勝是大自然的饋贈。流坑有山有水，有照有靠，古人稱贊它：“天馬南馳，雪峰北聳，玉屏東列，金絳西峙”。如今我看到的流坑村，盡管歷盡滄桑，人歌人哭，年來歲往，但周邊的環境與1000年前相比，并沒有太大變化。對風水的講究，也造就了流坑村的另一番景致：遵照楊筠松指導，董氏家族在村子里挖了7口池塘，并將烏江水引入塘中。每兩口池塘之間，都有一座橋和碼頭貫通，每個碼頭又連接一條古街的巷口。這種奇特的結構，稱為活水排形。目的是讓整座村莊都處在清流相通、清風相拂的與大自然相親相近的良好環境中。
就是純用地理學來解釋，流坑的選址同樣深具慧眼。所謂坑，是江西方言，意為小盆地。贛中一帶，山脈縱橫，這些山海拔并不高，但林木蒼翠，常有云氣氤氳。山與山之間，總是分布著一個又一個的小盆地，也就是當地人所說的坑。諸如流坑、上坑、蕉坑、高坑。
農業時代，尋找流坑這種四面環山卻又有水路通出入的地方安居樂業，乃是不二之選：其一，小盆地里有肥沃的耕地，山嶺間有豐富的竹木和其他山貨；其二，封閉的群山是安全的有力保障；其三，迂回的江流不僅有灌溉之利，更有舟楫之便。
流坑董氏家族的族譜記載，他們乃是西漢大儒、曾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的后裔，而唐代宰相董晉則是他們的先祖。唐末戰亂頻仍，董晉之孫董清然從安徽遷到江西，董清然之孫董合再遷流坑。
當董合率領族人在流坑落戶時，遠近都還是罕有人煙的荒山野嶺，書面的說法是：“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那時候，正值五代十國這個兵連禍結的大動亂時期，青山掛虹、碧水照影的流坑，它的以陰以雨的溫潤，它的遠離動蕩的安寧，無疑是一方理想的棲息之地。在這里，董氏家族很快人丁興旺，瓜瓞綿綿，從而讓一段鮮活的傳統中國凝固在了贛中腹地的青山綠水之間。
王安石那篇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傷仲永》說，江西金溪有個叫方仲永的天才小孩，從來沒上過學，有一天忽然要父母給他紙筆，他要作詩。父母借鄰居的紙筆給他，5歲的方仲永竟當即作詩一首，這首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養父母好理解，收族是什么呢？收族，就是團結族人。
一個5歲小孩能提出團結族人的主張，不是他有多么聰明，而是宗族的影響早在宋代即已婦孺皆知。
在儒家文化的化育下，古代中國一直有聚族而居的傳統。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或是兄弟數十人不分家，幾百人同在一個屋檐下歇息，同在一口鍋里舀飯被傳為美談。這一點，漢代學者班固的《白虎通》就說過：“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聚族而居的動力，一方面來自精神層面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生存所需。生產力欠發達的年代，一些相對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依靠少數人來完成，要團結更多的人，如果沒有政府作主導，很顯然，同姓同宗更容易因血脈關系而被聯系在一起。此外，兵匪縱橫的大背景下，同宗同族居住在一起肯定要比五姓雜處安全得多。這樣，中國的許多地區，都有不少以姓命名的村莊，諸如王村、張莊、李堡、趙家大院。
據此，其實，流坑村的名字應該叫董村。因為，1000多年里，董姓一直是這里的主導。甚至，如果按以往的說法，董姓幾乎就是這里的唯一姓氏：雖然先后有他姓遷入，但所居時間不長，又一一遷走。至于嫁到流坑的非董姓女子，在傳統觀念里，她們也是董家人。
在流坑村北部的陌蘭洲，烏江畔的屋舍之間，我尋找到了一大片空地。空地上，聳立著一對威武的石獅，石獅背后，幾根高大的石柱直刺蒼穹。看得出，這是一座高大建筑的遺址。當地人把這里稱為流坑的圓明園。90年前，這里矗立著一座令流坑人心生敬畏的、同時也是董氏族人向心力與凝聚力標志的建筑，那就是董氏大宗祠。
宗祠又稱祠堂。作為宗族的象征，它是供奉祖先靈牌和祭祀祖先靈魂的神圣之地。這座僅剩下石獅和石柱的董氏大宗祠，它奉祀的是流坑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定居流坑的一世祖董合。
不過，最早的大宗祠位于如今已不可考的杏林之墟，后來毀于兵火。明朝嘉靖年間，重建于陌蘭洲。歷時300多年后，再次毀于兵火。從《大宗祠譜圖》里，還能看到這座流坑曾經最雄偉、最豪華的建筑的平面圖。至于當年的雕梁畫棟，高墻深院，卻只能依靠想象力去還原了。那幾根高達8米的修長石柱，作為一個逝去時代的見證，卻如同石獅一樣，無法開口向我們講述那些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滄桑巨變。
樹大分椏，兒大分家。隨著時間發展，當宗族繁衍到一定規模時，除了祭祀董合這個流坑董氏的共同始祖外，各支系也開始祭祀他們的祖先。這樣，大宗祠之外，若干支系也紛紛建起自己的小宗祠。據記載，到道光十年(1830)時，全村的宗祠已多達83個。當我在流坑村里緩緩而行時，我不時看到一些高大而破舊的老建筑，它們便是當年莊嚴肅穆的小宗祠，那些流坑發展史上有過推動之力的董氏先祖們，他們的靈魂曾經棲息在飛檐畫棟的懷抱中。
宗祠在供奉和祭祀之外，還具有若干重要功能。在皇權不下縣的古代中國，代表皇權統治的最基層地方政府是縣，縣以下的亭、里、村的長官都由有名望的鄉紳擔任，但不是朝廷命官。更大程度上，鄉村社會大抵通過宗祠來實行自治。因此，每一個宗祠都要確定主持祭祀的宗子和管理全族事務的宗長。在各自家族的宗祠，族人的成人禮、婚禮和喪禮綿延不絕，年復一年，代復一代。此外，宗祠還是執行族規家法的地方，族人之間發生矛盾，都要到祠堂解決。在某種程度上，一座座規模不等的宗祠，就是一座座管轄大小不同的衙門。
一般來說，每個宗祠都有土地、房屋等產業，它屬于同一宗祠的族人共有。利用這些產業，有的宗祠開辦學校，培育本族子弟，因而在促進地方文化教育方面，宗祠功不可沒。從明到清，流坑共辦有各類書院28所。像《董氏大宗祠祠規》中就明確寫道：“擇族中子弟之聰俊者，群而教之。未成材，教之歌詩，習禮以養其性情；已成材，每季仲朔侯考校三場，以驗其修。”凡是勤奮愿學的族人，如果因家庭無力培養，就由宗祠出面報銷費用。以流坑的雙桂房為例，它在道光年間的祠產收入為田租300多石，這筆財富，全部用于本房子弟讀書，“無貧富大小，咸得取資焉”。
在宗法社會，宗祠是族中每一個人——主要是男人——的運行中心：當他們出生時，得報告族長，并將名字寫入族譜；成年時，要在宗祠里由長者主持成人禮；結婚時，要在宗祠舉行婚禮，祭告天地祖宗；如果讀書進學，幸而金榜題名，更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必到祠堂告慰列祖列宗；倘若在世時功名顯赫或是人望素著，死后便有了進入祠堂的機會，那是每一個傳統中國人成功人生的重要標志。
在流坑，我看到，聚族而居的影響不僅在于遍布村中的祠堂曾經是幾十代董家人的運行中心；我還看到，聚族而居的影響甚至以建筑形制的方式傳遞至今。
董燧是流坑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中進士后，他在多地任職。61歲那年，致仕回到流坑。那時，明初所建的董氏大宗祠已毀；在董燧的主導下，流坑重建了如今僅存幾根石柱和一對石獅的大宗祠。大宗祠竣工后，董燧訂立了祠規14條，其中一條要求族中父老子弟每月聚會兩次，以此教化族人。更為重要的是，董燧對流坑村進行了全面的規劃和布局，并形成了今天我所看到的局面——流坑村以龍湖分為東西兩部，東部為主體。董燧在東部地區布局了7條東西向的街道和一條南北向的街道，南北向的街道處于東西向街道的西端，而東西向街道的東端是烏江畔的碼頭，這樣，河風能順暢地吹入每一條街道；又因每條街道都有碼頭，交通也非常方便。在每條街道的街頭，董燧建了具備防御功能的望樓；在街尾，建有大門，定時開關。這7條東西向的街道，不同支系的董氏族人各自聚族而居，以近親和直親的血緣關系形成的建筑群落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流坑遠離大城市，相當長的時間里，這里是典型的農耕之地。烏江沖積形成的小平原，土地肥沃，宜于種植，只要肯流汗水，就不愁秋后沒有沉甸甸的回報。傳統中國一向重農輕商甚至重農抑商，農業被視作根本，而讀書則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因而，耕讀是最受稱道的生活方式。即使是今天，在一些偏遠農村，也還能看到這樣一副對聯：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董文廣是流坑董氏的第三代，他大概出生于楊筠松為董家看風水遷居流坑之前。不過，他的大多數時光是在流坑度過的。年輕時，學養深厚的董文廣搭上一只小船，順江而下，走出流坑，希望有一番作為。不過，他沒能趕上好時機：那時，他是偏安的南唐(也就是大詞人李煜家族所統治的小王朝)治下的一個讀書人。他來到金陵(即南京)時，發現國都竟然是一片兵荒馬亂的末世跡象。于是，他打消了聞達于諸侯的念頭回到流坑。
十多年后，南唐為大宋所滅。宋初，宋太祖懲五代軍閥割據、武人威脅中央之教訓，確定了重文輕武的國策，對讀書人的待遇極為優厚。董文廣躍躍欲試，并于宋真宗時期的1009年參加科考且榜上有名。然而，此時的董文廣年事已高，漸漸冷卻了功名之心。他婉拒了朝廷三次任命，決心留在流坑教化子弟，讓董氏青年才俊一展身手。他對其弟董文肈說，“吾等老矣，不可復仕。幸而生見太平，當有子弟以儒名家”。
這樣，一所名為桂林書院的學校出現在了流坑村。這是流坑歷史上第一所書院。從此，在牛羊的哞叫聲和村民栽秧打谷的勞動號子聲里，穿插著董氏子弟瑯瑯的讀書聲。從此，流坑董氏真正走上了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最具傳統中國特色的道路。
桂林書院創辦僅僅5年后，董文的兒子就中了進士，成為流坑歷史上32名進士中的第一個，而流坑光芒四射的科舉文化也自此拉開序幕，進入了長達數百年的繁榮期。
行文至此，我們不妨蕩開一筆，從江西這個省級范圍來探討其文化崛起之奧秘。江西古稱江右，唐代，王勃稱贊江西省會南昌：“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但事實上，江西人才的井噴年代卻是唐以后的宋朝和明朝，尤其是宋朝。以宋朝為例，中進士者多達5365人，官至副宰相以上者27人，《宋史》中列傳的143人。哲學上，有大師級的朱熹、陸九淵；文學上，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此外還有晏殊、黃庭堅、楊萬里、洪皓、洪邁、周必大、姜夔；政治上，則有王安石和文天祥。以明朝為例，中進士者為2728人，其中狀元18人，在全國排名第二；解縉、湯顯祖、宋應星、毛伯溫、胡儼等著名人物都是江西人。明朝歷朝共有首輔53人，其中江西就有9個，以至于錢謙益感嘆說：“國初館閣，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 朝士半江西’之語 ”。
江西文化在宋明時代的輝煌，其原因大抵如下：
首先，中原地區不斷遭受戰火侵擾，自東晉以來，士族南遷絡繹不絕。唐代中葉以后，國家經濟重心南移，江西地位隨之提高。
其次，隨著江西南部溝通廣東北部的大庾嶺道路的修復與拓寬，江西成為中原與嶺南乃至海外交流的必經之地，舟車輻輳，盛極一時。
其三，由于北方人口持續南遷，多山的江西漸漸人多地少。為了在耕地不足的條件下生存，江西人就像王士性說的那樣：“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幸好，發達的贛江和通往廣東及沿海的大庾嶺為江西人提供了外出的孔道，他們有機會奔走四方，或經商，或做工匠。沖州撞府的生涯，不僅積累了大量財富，對他們的胸襟和視野也是一種有利的開拓。
其四，經濟的發達，眼光的開闊，自然會反映到文化上，那就是對教育的重視。唐代，最早的書院興起于江西。宋元明三代，江西書院數量均為全國第一，占總數的20%到30%。兩宋時，全國共有書院515所，江西占170所，高據第一(第二名是浙江，86所，江西可謂遙遙領先)。
流坑在歷史上曾先后屬于吉安和撫州兩府，而吉安和撫州都是江西的文化重鎮。像文天祥就讀過的吉安白鷺州書院，在1256年這一屆科考中，就考中了一名狀元和40名進士，相當于一所學校的進士數超過全國的九分之一。明代，1400年和1404年兩屆科考，狀元、榜眼、探花均出自吉安，在漫長的科舉史上，這也是絕無僅有的。
流坑的科考成就放在顯赫的江西也令人嘖嘖稱奇。在出了第一個進士之后20年，流坑竟然在同一屆科考中考中5名進士，也就是俗稱的五子登科。這一盛事一時間傳為美談，就連流坑村所屬的云蓋鄉，也為此改名五桂鄉。文天祥在他的文章中引用此事為典：“名耀貼金，以一門而五董。”至于養育了5位進士的流坑村，專門樹了一座名叫五桂坊的牌坊。這座五桂坊，徐霞客曾印象深刻。可惜，時過境遷，等到我前去尋訪時，五桂坊早已蕩然無存，一座莫名奇妙的據說建于“文革”時的門坊立于舊址，上面頂著一顆灰暗的五角星，門邊又有誰用紅筆歪歪斜斜地涂了四個字：蔬菜市場。只有幾塊花崗巖的基石，據說尚是宋代遺存。
與五桂坊相仿的另一座建筑是狀元樓。這座建于南宋年間的二層重樓，在經過清朝后期的大修后，至今保存完整。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董德元中狀元(朱熹也在同榜)。狀元地位之崇高，在科舉時代的中國可謂人間榮耀的頂點，比如宋人尹洙就說：即便是統兵十萬，收復被契丹占據的燕云十六州，到太廟奏凱歌，也比不上狀元及第那么榮耀。
董德元中狀元后，當時流坑所屬的永豐縣在城里修建了一座狀元樓作紀念；旋即，流坑村也照著永豐縣的模樣，復制了一座狀元樓，并把它作為村子的西門。在眾多民居的擁擠下，如今的狀元樓已看不出有多么雄壯。不過，青磚與木樓的外形看上去顯得牢固而陰沉。在狀元樓大廳一側，擺放著一架風車和其他幾件農具，它們暗示著流坑的這個文運圣地，已被后人挪作他用。在大廳另一側，建有一間小屋，屋子的墻上貼著胖娃娃之類的年畫，一個年邁的婆婆坐在椅子上打盹，蒼蒼的白發在夕光下觸目驚心。穿過大廳，一條小路向前延伸，路旁，是長勢良好的菜地和一方平靜的池塘。那已經是村外了。
向晚時分，我還穿行在一條條偏僻的小巷里。春雨越下越密，寒風撲面。在一棟粉墻剝落、窗欞腐壞的民居前，我看到一個扎羊角辮的小女孩坐在高高的門檻上朗讀課文。她那略帶方言的普通話讓我感慨萬千。如今，流坑像許多中國村莊一樣，年輕人都到外地打工了，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如果說，在破敗的老宅里，昏睡的老人叫人聯想到衰亡和沒落的話，那么唯有讀書的孩子，叫人聯想起生機，活力和未來。在流坑，從1000年前開始的讀書聲，已然延續至今，只要有孩子，它還將延續到1000年以后。
非常意外和驚訝的是，宋明時期鼎盛一時的讀書應試，到清朝竟然來了一個急剎車。有清一代，雖然流坑村還有20多家書院，卻再也沒出過一名進士，僅有兩名舉人和數名貢生而已，不要說無法與宋朝相比，即便與遠遜宋朝的明朝相比，也是判若云泥。
細究原因，我發現，流坑科舉的衰落，可能濫觴于流坑人對財富的追求。或者說，自晚明以后，流坑人對成功的認識，不再局限于讀書入仕，而是更為寬泛，更為多元化。比如說，經商致富，就是另一種成功。更何況，經商致富成功的概率，要比十年寒窗苦讀，萬馬千軍過獨木橋的科考高得多。
流坑人的經商事業可用四個字來概括：靠山吃山。董燧曾說，“雪華峰下三百八十四嶺及吉水附來諸山皆董氏故土”。也就是說，流坑方圓多達上百平方公里的山嶺及其附著物，竟然都是董氏家族的私產。這384道山嶺上，竹木郁郁蔥蔥，乃是董氏經商最具可持續性的商品；從村口流過的烏江，又是運輸這些商品的最理想的黃金水道。
當是時，董氏家族在烏江上游的崇山峻嶺間砍伐竹木后，將其拋入烏江，任由江水沖到流坑，再將其綁扎成排。流坑的排稱為小排，每排有樹木100來棵，由3個排工放到永豐，再綁扎成300棵的大排，從吉水進入贛江，從而運到南昌或是更為遙遠的長江下游的南京和上海等地。
烏江上的木排興旺了三四百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告一段落。為了方便董氏家族的壟斷，經營竹木業的商人還組建了木綱會；而排工也有壟斷性組織，稱為蕭公會。
由竹木貿易引發的是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像《千古一村》所分析的那樣：“以此為契機，使傳統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業經濟找到了新的發展途徑，并日益取代科舉制度的地位而成為流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支柱，因而對流坑社會的變遷產生了多方面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傳統中國意識里，讀書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而且有豐厚的經濟回報；但在流坑商人看來，一個人即便皓首窮經，也不一定能在科考路上過關斬將；而依憑祖先留下的面積巨大的山嶺和門前日夜流淌的烏江，要想發家致富卻相對容易得多。致富以后，做官獲得的榮耀，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獲得：那就是捐官。以前，寒窗苦讀半輩子才可能獲得的官位，如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能順利完成。
于是，有清一代，流坑村雖然沒中一名進士，卻也有不少用錢買來的官。流坑村里能看到的大多數建筑都是清代中葉留下的，那正是竹木商人們掙大錢發大財的黃金時代。今天我看到的那些高懸儒林第、州司馬第、大夫第、登仕第之類匾額的豪宅，實際上都是商人居所，并非貨真價實的官員府邸。
以往，在宗祠里拋頭露面或執掌宗族的，大多是致仕的官員，但隨著流坑董氏對財富的追逐與認可，當然也隨著那些發了財的商人對宗族公益事業的慷慨解囊，宗族里的話語權便從官員轉向了商人。這些商人對流坑的影響不僅在于修建了若干貌似官邸的豪宅，更在于他們堅持修橋補路，辦學興教，扶貧濟困，以及資助族人刊印各種著作。流坑的文化與文運，便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前行；傳統中國，便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于董合、董燧后裔們的骨血中。
我在流坑交錯的街巷之間徘徊，出沒于散發著腐朽氣息的重樓深院。暮春的夜色來得又重又急，昏燈照影，高大破舊的老宅如同一只只潛伏多年的獸。
從董合遷居流坑的南唐到這個春天，1000多載的歲月彈指而過。這里曾經是傳統中國的標本，那些從前的宗族血脈與耕讀傳家，如今，還余下滿村的民居、祠堂、牌坊、書院、戲臺和廟宇作為見證：在這方土地上，我們的先人曾經有過屬于他們的詩意棲居。
流坑村外的烏江邊，有一片綿延的香樟林，遮天蔽日的香樟樹據說多達十萬株，它們在這場三月的雨水里越發蓊郁。烏江靜靜流淌，香樟樹倒映在河水里。近旁是水田，遠處是森林，濕重的云朵在水田和森林上空化霧為雨，隱隱的雷聲流過時，我聽到了一陣陣鸧鶊清脆的鳴叫。的確，如今的流坑，就像1000年前那樣，還是一個宜于人居、宜于讀書、宜于耕種的好地方。只是，曾經的生活方式已經永不再來，歷史的頁面又一次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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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圖文來自網絡 家譜國際官網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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